10月8日，美联储和欧洲及其他4家央行进行史无前例的紧急协同减息，以缓解金融危机的影响。美联储宣布减息50个基点至1.5%，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瑞典央行和瑞士央行也纷纷减息。中国人民银行则决定，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及一年期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27个百分点，其他期限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作相应调整。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决定9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中国亦是全球经济信心的重建者

□上海 汪晓波

这是一次富有悲壮色彩的集体行动。在一个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里，全球经济航船上的每一块舢板，在此次大风大浪的侵袭到来之时，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协同作战。全球央行联手放松货币政策，既是出于对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深深的担忧，也是迎战金融海啸的一种决心。

对于中国而言，此次降息举措正是参与全球联手救市行动的一部分，也是在中国政府一再承诺要参与应对当前危机之后的一次重大行动。很浅显的一个道理是，中国经济若能保持较快速度、较高质量的增长，就是对全球经济的巨大贡献。

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参与拯救华尔街引发的危机？理由在于，这场危机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美国的危机，而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在各个经济体之间利益越来越紧密的条件之下，相互之间很有可能一损俱损。无论是从一个大国的责任出发，还是为自身利益着想，中国参与应对危机，都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毋庸置疑，在过去的30年里，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不会选择孤立主义。10年之前，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国扮演的是一个担当者的角色；10年之后，当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中国不会隔岸观火，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一方面，如果全球经济迅速步入衰退，相当程度上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必然大受打击；另一方面，中国用外汇储备购买了较大数量的美国国债，中国以此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美国国债全球第二大债权国。在百年危机到来之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主要债权国不可能选择抛售美元资产。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积极地参与到这场危机的应对中去。参与的第一要务，是要同全球力量一起，成为信心重建的塑造者。这场美国金融危机，也是一场道德危机，同时还是一场信心危机。帮助重塑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有助于稳定美国经济，进而有益于稳定全球经济。

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中国参与拯救危机，帮助美国重塑市场信心的办法，不会出人意料。当然，中国在此过程中也不会充当冤大头，与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打交道，是需要高超的博弈手段的。同时，对于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我们也要有充分的预案准备，无论面对何种变局，都能有所防备，避免招致承受不起的损失。

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当中也孕育着机会。中国参与应对危机，是一个帮助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一个挖掘机会的过程。大潮退去，有价值的资产终会浮出水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可以将一些债券变成股权，甚至积极参与到美国企业的董事会中去。（作者单位：第一财经日报）

重建市场信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北京 邓聿文

去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势下，如何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尤为重要。信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行动，二是实体经济的增长。今年，外围需求的放缓使中国经济遇到了较大麻烦，增速有所下滑。但总的来说，在全球经济体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还是比较靓丽，远没有到衰退的边缘。况且，政府已经对经济可能的下行风险出台了及时的应对策略，宏观调控已从年初的“双防”转变为一保一控，近期并有可能出台更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下一步，资本市场信心的恢复不是没有可能。

股市从历史高点跌到1802点，跌幅已超70%。在中国并未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如此跌幅实为罕见。如果说，资本市场前期的暴跌还有挤泡沫的成分，那么在多数股票已被腰斩、市场估值水平已与成熟市场看齐后，股市还一跌再跌，这就不能不说是市场在缺乏救市措施情况下的一种极度失望情绪的非理性宣泄。

客观地说，政府对股市的持续暴跌也是很重视的。在股市下跌过程中，管理层也出台了一些措施，并动用舆论工具试图稳定股市。但由于政策出台的力度不大，更由于维稳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缺少实质性的举措，致使市场对管理层的意图作出了相反的判断，从而导致信心大失。直到前不久政府出台印花税单边征收、汇金入市、央持回购这三大利好后，股市才终于止住了一泻千里之势。很难想像，要是没有这三大利好，在国庆期间及之后周边股市的动荡中，A股还能像现在这样虽受影响，但跌幅远没有前期那么惨烈。原因就在于，三大利好一改往日管理层只是口头维稳的做法，拿出了“真金白银”，这给市场传达了十分明确的意图，即管理层不允许市场这么肆无忌惮地暴跌下去，从而对稳定股市和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我一向认为，中国股市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信心。从打新股动辄万亿巨量资金来看，说A股资金短缺只是表象，实质是大家对这个市场没有信心。而在市场自身无法解决信心问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去重塑市场信心。

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不是一个任由市场自行调节的纯粹的市场体系，自由放任的时代已经结束，政府干预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美国政府为什么必须救市的一个基本道理。中国股市本就是个政策市，政府的政策和信用在里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广大投资者之所以踊跃参与股市，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给了人们这种信用预期。因此，若股市在出现危机后政府以市场化理由撒手不管，无疑是撕毁了之前与股民达成的隐性信用契约。政府如果不想失信，就必须将政策造成的失误再由政策纠正过来。

对一个积弱已久，投资者信心还很脆弱的股市，救市是一个全方位的连续的过程，不但要救资本市场，还要救实体经济。所以，前期的三大利好，此次的减息只是这一过程的两步，后续的措施要随时跟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在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我们亦不可能置身事外，何况我们还有大小非这只老虎始终在虎视眈眈。在股市之疾被彻底治愈之前，任何轻率态度都会导致前功尽弃。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救市：不得不救，该如何救？

□北京 徐冰

金融海啸给全世界的选择题，只有一个答案。而世界公民们的选择，也只能步调一致。

以增加资金流动性，也即多印钞票，来纾困金融危机，各国央行好像忘记了金融危机因何而起。但他们显然不会傻到这种地步———皆因没有办法，当实体经济以及结构调整远水难解近渴，极其黯淡的经济前景导致全球金融流动明显堵塞，银行惜贷乃至开始放高利贷让所有人利益受损，金融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已经丧失了流动性。

如何让企业以及个人再次放心大胆地花钱，是目前各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可被金融海啸呛了满肚子苦水的人，在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前，会有这个胆量吗？———显然，让人们看到希望，是目前各国极力表达的意愿。各国一致降息，其意就在于此。但在当前这个极为特殊的时期，降息的象征意味恐怕更大一些。各主要经济体一致行动，目前看，暂时也只是强烈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有信心战胜眼前困难”，至于是否“有能力”，恐怕还要看如何反思本次危机，以及如何调整实体经济。

就中国的情况看，降息动因自然概莫能外。其用意，明显是尽力刺激以启动内需。而问题依然重重，内需能否被刺激并启动起来，还是个未知数。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强烈依赖于出口，其中欧、美两个市场即占中国出口的40%。而在欧、美经济风雨飘摇的惨境之下，出口大幅下滑无需枉费口舌。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最巨之处，短期内看不到乐观的迹象。所以，内需实际上成为了支持中国经济不大幅减速的关键因素。

难题在于，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矛盾突出之处。脆弱的社会保障造就了消费者高风险意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时都难以启动，何况目前还处于金融和经济大动荡之中，常规的手段根本不起作用。相反，你越刺激，反而越可能增加人们的不安全预期。

当然，非常手段是重新启动对房地产业的扶持。地产业占整个钢铁行业需求的38%，占中国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24%，地产业的启动，能够明显拉动上游行业的增长。尽管地产业因宏观调控而萎靡不振，对其扶持也存在深厚的道德质疑。但一些明显有利于消费者的措施是可以考虑的，比如二套房的政策、比如下调或免除土地增值税等。而客观上，当前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动议，于启动地产消费也是有利的。不过，估计地产业的社会敏感性，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骤然出台。最有可能的措施方向，也许在公共基础建设投资，以及加大社会保障方面。应该说，在这些方面多下工夫，弥补以前的亏空，此时是一个好时机。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时报）

利息税暂免，不应只是权宜之计

□成都 祝俊初

长期呼吁取消利息税的声音，终于取得了“暂免征”的成果。若论利益分配，这约等于国家给国人派发了一个小小的“红包”。

我国利息税简史记载：1950年开征，1959年停征；1999年复征，去年8月15日适用税率由20%调减为5%。这条运行轨迹，一直伴随众说纷纭，尤其1999年复征以来，反对的意见从未间断，且日益强烈。不过，此番听到它“下课”的喜讯，还是令人感到有些意外———就在半年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针对代表热议，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还明确表示利息税暂不会取消，之前财政部刚刚发布了答复意见，强调利息税的财政增收、税源可控、征收简便、调节收入分配、刺激消费和投资等好处，表示不会取消只会调整。

显然，利息税“下课”，道理需要看透。若不明不白“下课”，难免还可能稀里糊涂“上课”。

存废利息税，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长期争执不休？在我看来，公说婆说之理，有大道理与小道理之分。而利息税“下课”，符合大道理———税收，应当坚守富者多税、贫者寡税的公平基准，向收入课税，应当奉行能力纳税观。

总体上讲：我国征收的利息税，作为个人所得税中的单立税目，是落到存款人头上、切实扣减私产、无从转嫁的直接税，这样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存在应以调节收入分配为根本依据，首要功能是抽肥补瘦、削峰填谷。而时下我国收入分配中的突出矛盾是国民之间所得的差距过大，在这种情况下，有息就征、实行比例税率的利息税与税负公平南辕北辙，损贫益富的后果一目了然。

具体而言：如果利息所得并入个人所得纳税，或单立利息税但有合理起征点和累进税率，我支持。我反对的只是利息税单立却又零起点、税率一刀切，这导致收入逆调节———看钱保值增值，越富者选择性越大，越穷者越依赖储蓄；看存款格局，越富阶层的存款可能越多，越穷阶层的存款人数占比可能越高；看边际损失，同等税率扣税，越富的人越小，越穷的人越大。

所以，利息税“下课”，真正原因不在于国库充盈、高物价、负利率，更不在于对冲央行下调基准利率对储户利益的影响———从前力挺利息税“上课”者，无疑忽略了它的直接税性质，回避了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无视了对越贫穷者越雪上加霜的后果，善意非常可疑。

看透利益和谐之道，以单独设置、凡有即征、税率一统的面目而与税收文明背道而驰的利息税，还找得出“上课”的充分理由吗？我希望，它不是“暂免征”，是从今永远“下课”。（作者单位：四川大学）